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卌年丨周连春:走进1978年的南京大学

周连春 新三届 2021-01-05


作者简历

作者大学时期


周连春,笔名舟莲村,江苏东台人。1982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。一辈子的教书匠。

原题 

我的大学梦




作者:周连春



高中毕业时,我的数学老师当着办公室的同事对我说:“你这样的人不上大学,谁上大学!”我心里琢磨“大学”这个词,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。

当年,电影《决裂》的一个画面,曾看得我热血沸腾——电影里那个反派人物刁难要上学的农民子弟江大年,问他有什么资格上大学?电影里那位正面人物一把扯起他的手,高举着吼道:这满手的老茧,就是资格!

就凭满手老茧?这让我心花怒放。多好的时代啊,它给了我希望:只要努力劳动,吃苦勤奋,大学梦想,就会实现!

只是后来才整明白,梦想,原来是那么遥不可及!
 

一、混过了小学中学



我是5岁上学的,不是因为聪明,只是因为大人都要参加大跃进,把我放在家里不放心,找个地方寄存罢了。而从最初的“寄存,到后来一年一年读下来,我居然小学要毕业了!当时六年级,班上坚持下来的有26个同学,年龄参差不齐。最大的比我大10岁,倒数第二的也比我大两岁——是我侄儿。我才11岁,年龄最小,成绩却最好。

我盼望能到公社所在的镇上上“完中”(全日制中学)。我的成绩好,作文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在全班宣读;算术也不错,有一次,新来一个算术老师,摸底考试,题目有点难,全班就我一人及格。为此,校长批评那位老师出题为难学生,把学生考得灰溜溜的。

可没想到,我接到的是上“农中”(半耕半读农业中学)的入学通知。原来,想上“完中”难度很大,全班能上完中的只有俩人,一是大队长之子,一是班主任亲戚。我这才意识到,社会不像书上写的、老师说的那么美好,我这样的穷孩子,指望靠学习成绩优异走上自己期望的道路,实在是异想天开。

上农中时间不长,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。此后的上学就纯粹瞎扯蛋了,一阵上,一阵不上;课堂上上,又农田劳作。不知不觉间,便晃过去了初中四年(明明说“学制要缩短,教育要革命”,我们的初中却由三年拉长到四年),后来又回自己大队上了两年高中。整个中学,没学到多少文化知识,不过是背下了无数的政治语录。某学期读到唯一的一篇古文,是《水浒传》中的“武松打虎”节选,其中一句是喝了酒的武松上景阳岗,“武松正走,看看酒涌上来”,硬生生被老师读成“武松正走,看看酒桶上来”。听得我们目瞪口呆。而上高中后,第一节数学课,那个凶巴巴的老师一开讲,说是解方程,“方程的第一步:分解因式!”我悄悄问同桌:“什么是分解因式?”

稀里糊涂中学就毕业了,还拿了个高中毕业证,在农村,那就是知识青年了。

毕业了,新生活开始了,也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,开始了正统农民的劳动生活。不过,那时我心中还揣着一个美丽梦想——上大学。电影里不说了嘛,凭一手老茧就能上。我知道农民人人有一手老茧,光靠这个肯定不行,于是我还努力从各个方面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能力和水平来。

我从小个子不矮,有一身力气;虽然算不上心灵手巧,至少在我们那个生产队,不管是老少爷们,还是大姑娘小媳妇,轻活重活技术活,没有几个人敢和我叫板。栽秧割麦,撒种拾棉花,行船扬场,挑粪挖河……无一落人褒贬;田头批判会,出个黑板报,唱段样板戏,写个三句半,事事可以露个脸。按当时选拔人才的标准,大学,似乎并不遥远。

大队里,第一个被推荐上大学的,是一个代课教师,去面试了一下,就被“退货”了。据他自己说,那个面试的老师问:棉花有哪三桃?他立马给出答案:大桃、中桃和小桃。我知道他错了,应该是:伏前桃、伏桃和秋桃。我想,多简单的题目,要是我能去,多好!


第二年,第三年……推荐去的,都被打了回来。


尽管乡亲们每一回都感叹:要是你能去,肯定就走了。可是,从来没有人推荐过我。


其实,这种弯弯绕我在小学毕业后,接到上中学的通知时,就已经懂了。只是还有一些痴心、一些妄想而已,用我们那儿的俗话说,就是:“私伢儿(私生子)想奶吃!”
 

二、逼婚



按理我也是有“门路”的人。大队书记就是我本家的叔叔。如果能得到叔叔的照应,那么被推荐上学也不是没有可能。然而我却得罪了书记叔叔!因为叔叔要给我做大媒,介绍对象,而我坚决不同意!


那时的我,虽不能说心高气傲,但正是充满幻想,满脑子风景的年岁。书记介绍的那一位,和我想象中的对象实在相差悬殊,不敢恭维。

那时,书记花了差不多近一年时间做我的思想工作。他三天两头找我,或让我写个发言稿,出个大批判专栏,或陪他一起到公社去汇报工作,帮他整理材料……而每一次的谈话,最终都会绕到婚姻问题上来。其间,软硬兼施、威逼利诱的伎俩,无所不用。

书记是个有本事的人,有能力,有口才,是全县的先进模范人物,本来是棵可以依傍的“大树”,而我却没有去依傍。

书记是个执着的人,不惜花那么长的时间来给我洗脑,希望我按他的路数去走。而我,乳臭未干,却也是个撞了南墙仍不回头的毛头小子。

两人态度同样坚决,力量对比却差了不是一两个等级。

他年富力强,是手握两三千人生产生活乃至命运的一队之首。因为我不顺从他,时间不长,我就能感到了各种压力铺天盖地而来。仅仅来做我思想工作的,几乎就囊括了全大队所有有实权的新老干部、德高望重的老农民、我的邻居亲友。一开始,我还一个人扛着,不告诉任何人,但事实上,事情在全大队成了公开的秘密。我也有许多支持者,我的朋友,我的老师,生产队的知青……他们都主动地或明或暗地用各种方式支持我:和他斗到底,不能要那个女的!不过,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,我发现,那些曾经的支持者也开始有意疏远我,刻意和我保持距离。

一天,小学的宫奇之老师约我吃晚饭。宫老师不仅是我老师,也是我姐姐的老师,语文课讲得好,自己能写登报的文章(后来还出版了几本小说)。当时,他本来是我的两个最铁杆的支持者之一,还有一位是知青杨宏。宫老师请我吃饭,我当然高兴。傍晚收工,匆匆回家洗脸换装,然后蹬上自行车前往。

一进宫老师家门,意外看到杨宏也在那儿。

“今天晚上就我们三个人,喝个痛快。老婆孩子都被我打发到丈母娘家去了!”宫老师一边招呼我坐下,一边说。

酒过三杯,话入正题。宫老师说:“小老弟啊,你这个事情我和杨宏商量过,很难办。我们也不瞒你,书记知道我们两个和你关系好,把我们两个找过去,摊牌了。简单说,答应他的要求,什么都好说,要是还推三阻四,就不能怪他了,他就让你死在他脚丫子里!”

逼婚到这个程度,还通过他人明目张胆地进行威胁,还有些出乎我的意料。

书记在和我的上百次谈话中,早已把各种意思都表达得清清楚楚。最经典的一个比喻就是:一棵参天大树,笔直笔直,粗粗壮壮,把它放倒了,可以做一根大梁,或者顶梁柱;也可以把它放在阴山背后,风吹雨淋,霜打虫蛀,最后,朽掉,烂掉,连烧火都没火力。一根弯弯曲曲的树枝,折回来,修修削削,放在火上烤烤,就能做泥络儿(一种劳动工具)……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,一股寒气从脊梁直透脑门,前心后背都发凉。

现在倒好,变本加厉,比喻例证都不用了,直接恐吓,可见,也是真急了。

杨宏说,与宫老师商量过多次,认为没有好办法。这样硬顶也不是个事。顶下去,你就真的一辈子落在他手心里了。想来想去,是不是可以妥协一下,先答应下来,有个回旋的余地。然后,等推荐你上了大学,或者当兵走了,到了外面,就不怕他了。翅膀骨儿硬起来以后,回过头来再和他翻脸,再和他斗……

说实话,这是当时那个年代能想到的最佳方案了。而且这里面还包含着我的梦想——上大学的可能性。

可惜,我不是那个玩心计的人。这一顿饭,其实意味着,我最好的朋友,最铁杆的支持者,也都妥协了。我成了孤家寡人,一个支持者也没有了,从此以后,只能孤军奋战——战什么是说得好听,其实是苦苦挣扎罢了。

那一届,我们大队和我一起高中毕业的,有39人。一年之间,有人做了代课教师,有的进了社直单位,有的做了赤脚医生,有的做了大队生产队的会计、保管员、技术员……真正什么也没有,一天到晚干农活的,只有我一个。而且,由于书记的“关照”,什么活儿最苦,什么地方最脏最累,生产队的干部们就会安排我去!

好在农民是善良的,朴实的,大家都知道我是被打压被欺负的,对我不畏强权,宁折不弯的性格,还是非常尊重,非常赏识的。有他们的安慰,我虽然苦,虽然累,但没有颓废,也没有哀怨,还能苦中作乐度过每一天。

当然,也有一些不一样的人。

我的生产队地处交通要道,东西、南北两条大路从中间把生产队一分为四,这样,我下地干农活,很多时候都在大路两边。这样的好处是,大路上一天到晚人来人往,也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遇上,有许多西洋景儿可看,不寂寞。糟糕的是,这个时候的我,已经是“踏板底下的吊吊儿灰——尘下之尘”,穷困落寞,寒酸窘迫,即使我不怕见人,人家见到我也难受,也尴尬。


其实,真心话,我一点也没有觉得低人一等,心里坦然得很。多年以后,在课堂上,有学生问我:周老师,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?我告诉他们,是一部北大中文系55级学生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,它残缺不全,是我从一个做教师的堂叔那儿借来的。书中的那些文人豪杰,英雄志士忠诚坦荡、正气凛然、宁折不弯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我(当然也可能是误尽终生)!

那个夏天的下午,骄阳如火,我戴着一顶破草帽,穿着短裤,光着脊梁,挑着一副空粪桶,两腿泥巴,从稻田里走上岸,沿着大路前往养猪场的大粪池。就见对面来一辆自行车,车主人一身光鲜,白衬衫,咖啡色的西装短裤,白色短袜外面是时下最时髦的塑胶凉鞋,九成新的永久牌自行车锃光瓦亮……原来,是小学同学,后来上“完中”的两位中的一位,现在听说在某处做代课教师!

那时候的农民,所有的自由都被剥夺,没有生产队的允许,你就不能出门。所以,能见到老同学还是很稀罕的。加上我这个人天生命贱,喜欢和人打招呼。

“某某,你好啊,上哪儿去忙?”车,继续往前走,车上的人没有回音,我以为他没有听见,又喊一声:“老同学,去哪儿啊?”车丝毫没有减速,呼的一声从我身边一捺而过。留给我的,是一阵短暂的迷惑。随后就释然了,苦笑一声,继续挑我的大粪。


这样的人,其实不多,小学、农中、高中的几百同学中,我知道的,明确表露出来的,只有两位是这样的。

还有一次被嘲笑,印象也很深刻。那一年冬天,到离家几十里的地方去“挑河”——官方叫法是“兴修农田水利”。过来人都知道,那是一个苦不堪言的营生。

那一天,我们和相邻生产队之间因为“界口”发生争执。挑过河的都知道,界口是条敏感线,虽然无形,但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,往谁那边偏一点,歪一点都不行,那意味着要帮别人多挖土,多挑土。在那个饭都难吃饱的年代,出着牛一样的力气,干着猪狗不如的活,本身就已经是高强度,超负荷了,再要帮别人多干,尤其是吃力不讨好的闷亏,当然谁也不愿意。戇嗓吵架是不可避免的,打架斗殴也是常见的。我们生产队那个带队的有点儿笨嘴笨舌,明明理由在我们这一边,他却眼看着就要背锅。我终于忍不住,就上去“帮腔”。对方那个带队的一看是我,马上来一句:“啊呀,你不就是个破高中生吗,有什么了不起的啊!人家高中毕业都去做老师,当医生了,你不就和我们一样,在这儿撘泥担儿嘛!”果然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!虽然,即使是他们生产队也马上有人责怪他不该说这样伤人的话:“人家还是个伢儿,又不是他没本事,还不是被人做禄住啊的,你说这话没意思!”但那烙印,是深深地刻进了我的灵魂里了。

那些日子,为了改变命运,也做过努力,也有过挣扎。不过,所有的努力和挣扎,在无形的大网和坚硬的铁幕面前,最后都是一败涂地,无疾而终。

如果有值得一说的,那就是我盖起了三间瓦房,那是全大队上千栋房子里最好的房子。

为了和书记叔叔争一口气,我和年迈的母亲一起到海边的沙滩上割了半年草。那时的海边,空旷辽阔,荒无人烟,半年时间,除了海鸥和野兔,几乎看不到人影。割草的日子有多苦,不知道。只记得有一次,我从海边回家,离家不远处遇到中学女同学,提前下车打招呼。女同学一开始没认出来,后来惊叫:连春啊!你怎么老成这样了!跟50多岁的人似的啊!


海风吹人,容易变黑。谚云:“有钱不娶海的妻,海风吹得黑滋滋。”而对女同学的话我没有往心里去,女孩子也都喜欢夸张,喜欢大惊小怪,是不是?

草割好了,要用船把草运到窑厂换砖头。那一次,头天晚上把船装好,睡了几个小时后,下半夜开船。冬天的夜里,当然很冷,我穿着一件破大衣,在船上掌舵。天亮了,岸边有了行人。这时,就听有人喊:“老爷爷,请问你到某某地还有多远?”“老爷爷!”我觉得没我什么事儿,就没有搭理!“哎,船上拿舵的那位老爷爷,请问……”我四面一打量,河面上只有我这一条船,这肯定就是喊我的了。“老爷爷!”我还没有20岁,怎么成老爷爷了,心里一酸,眼泪差点没掉下来,赶紧答复了对方。回答完了再看看自己,胡子、眉毛都是霜,衣服也是一片白,估计头发也是一层霜……通常,掌舵的也都是上了年纪的,人家喊“老爷爷”,也是情理之中啊。人生的艰辛,在此刻深深地搅动着我依然青春的心。

吃最差的饭,穿最破的衣,干最苦的活,拿最低的报酬,看最丑的脸。不知道路在何方,前途有没有,希望在哪里……17岁的人生是不是承受了太多太多?也许,在那个人妖颠倒,是非混淆的时代,这些,平常而又平淡,只是,落在我身上,感觉就像山一样沉重吧!

我的童年,是在宠爱中度过的。我有两位母亲,她们都一样的疼我。父亲47岁才有我,当然也是格外宠爱,还有爷爷奶奶的关爱,无需赘述。可谁知道,到青春年代,我经历的苦难,遭遇的挫折,承受的打击,却是如此的深重。多年后,一位邻居告诉我:那时候,你妈妈背着你,偷偷哭过多少回,说:这么好的个伢儿,遇到这么个境况,一世的出路都没有了啊!
 

三、居然上了讲台



1976年,对国家,是一个多事之秋,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;对我个人,也是峰回路转、否极泰来的一年。

春天,我把房子盖好了,在全大队引起轰动:青砖青瓦,石灰小缝,十寸墙——这么好的材料,这种讲究的盖法,那是解放前大户人家才有的,1949年以后已经基本绝迹,不要说本大队,就是方圆几十里,也独一无二。


夏天,公社要选拔一批民办代课教师,我也接到了考试通知。

说起来,我们公社管文教的马副书记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。他说农民文化水平太低了,决定在全公社范围内“普及高中教育”。具体办法是:每个大队都办一个“半耕半读高中班”,校址就在每个大队的“农科队”。教师从哪儿来?老书记大腿一拍:我们不是有那么多高中毕业生吗,就从他们中间挑!


无法评价老书记的办学决策,也无法评价他的选才标准。对我本人而言,他让我脱离了田地中劳作的苦海,我必须感激他!


那一天下午两点,我骑着自行车赶到了小镇上。考试就在我呆了一年的中学里进行。

考试,完全是那个年代的风格。一二十个年轻人连房间都没进,在校园的树荫下,长条板凳围成一圈,大家伙坐定后,马书记说了几句重要性、伟大意义之类的开场白,随即宣布考试开始。只见他从皮包里拿出一张报纸,说:“这是‘两报一刊’社论,大家每个人读一小节,挨座位次序读下去。”说完,把报纸递给了坐在他身边的考生。报纸在每个人手里轮了一圈,很快读完了,回到马书记手里。书记拿到报纸,随即宣布,今天的考试到此结束!“结束了?”大家面面相觑,满脸的问号,觉得这么隆重的事情不该这么简单,纷纷围过去问:“马书记,笔考什么时候考?”“什么笔考?没有了,所有的考试都在这,考完了!”


于是所有人都懊悔,早知道这么简单,刚才就该表现得认真一点!


幸运的是,两天后,我收到了到农科队报到的通知,开始了当民办教师的行当。


1977年,恢复高考,我也报了名。考虑到中学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,对自己反复掂量后,觉得还是首先要跳出“农门”,中专只要考语文、数学两门,大学要考五门。为求十拿九稳,就报考了师范类的中专。真是目光短浅!

12年没有高考,一下子闸门打开,人如潮水般汹涌而来。报名考试的人是如此之多,有关部门不得不将考试分为两拨:第一次预考,刷掉一大批考生。第二次才是正式考试。

预考顺利通过,统考是在县城进行。

公社通知,所有参加统考的考生集体行动,到镇上集中坐汽车到县城。去县城,给我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:我第一次坐汽车啦!——我家离县城有六七十里路,以前当然去过多次,不过,都是骑自行车去的。


汽车坐得满满当当,过道上也挤满了人。车子开得飞快,那时,路上很少有车,也几乎没有行人。看着路两边的景物飞快的向后倒去,估计车上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样,大姑娘坐轿子——头一回,因而,充满了新奇感。突然,大家的身体都像悬空了一样,所有人吓得一齐惊叫——原来,车过了一座桥,下坡了,有失重感,大家没有经历过,先是一阵恐慌,随后是惊奇与放松。到第二座桥下坡时,大家先是一份期待,然后,就是一片满足后的欢呼。

统考也是考两门,一天考一门。


第一天考语文,作文写得比较顺手,其余的内容非常简单,考场第一个交卷。


第二天考数学,丢人就丢大了。拿到卷子,第一题,分解因式:(a+b)2= ?这一题是五分,三下五除二,很快做完。做完之后,再往下,我就无事可做了。因为,后面的题目我看都看不懂,只能坐在那儿发愣。


记得我是坐在第一排靠墙的位子,那时候,监考不严,监考老师没事做,我在最前面,老师就一直看着我,大概是昨天看我语文考得好,对我印象就比较深。今天看我坐在那儿发呆,就为我着急。


“写啊,你写啊,你赶快写啊,你怎么不动笔啊?”老师几次提醒我。


是的,是的,要写啊,写啊,我又何尝不想写啊,可是,我真的不知道从哪儿下笔啊!


什么叫如坐针毡,什么叫度日如年,我想也不过如此了。


大概坚持了有半小时,终于坐不住,交卷了!

监考老师拿着我几乎空白的卷子,惋惜地摇了摇头!

走出考场,如释重负。没有眼泪,没有悲伤,“妾心古井水  波澜誓不起”。我自己都奇怪,怎么会这么没心没肺,虚无如老僧入定的!

后来听说,那分解因式的五分,是出题老师送的。因为,预考的时候,大部分考生的数学是零蛋,搞得大家很没有面子。统考的时候,有关方面就告诉出卷老师,笔下超生,让大家好看点!于是,就有了第一题的人情题。

那一年,盐城地区中专的录取分数线是110分。我的数学是5分,语文据说是第一名,90分,两门加起来,也只有95分。

做定了孙山,也很好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我后来庆幸当时没有考上。


上大学后与同学在乡村骑摩托车

 

四、圆梦大学



1978年高考的消息很快就有了,周围的同事们讨论得热火朝天,走到哪儿,也都是高考高考的声音不绝于耳。熟人遇到我,不是问我报不报名,而是问:“你报的是文科,还是理科啊!”我就觉得奇怪,怎么好像我就必须报考、肯定报考似的。说实话,我连一点点报考的想法都没有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
直到有一天,姐姐来了。

姐姐比我大七岁,是正儿八经的公办教师,吃定量商品粮的。经常听说,姐姐是九岁才上学的,所以到九岁,是因为要在家带我。不过,好歹她赶上了最后一班车,1965年初中毕业,考上了盐城师范,要是再晚一年,就“文革”,高考就取消了,那我的罪过就大了去了。那个年代,在乡下,一个女孩子能“吃公家粮”,绝对是一件光宗耀祖轰动四邻的事。

姐姐离我们家五六十里路,是骑自行车来的,还带了她能找到的两本油印复习资料。

姐姐就对我说了两句话:“你还真让那个书记说现成话吗?”“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报名?”

姐姐的话,我无言以对。

那就考吧。数学考5分的打击太大了,那就考文科吧。

回过头来看,1977年考中专是个战略错误。因为,中专只考两门,我的数学瘸腿了,没有拐杖,想靠一条腿迈进大学的大门是不可能的。要是考大学,除了数学,还有四门课的分数可以相互支撑,以我的基础知识而言,完全有取胜的把握。可是,那时候,谁知道呢,事后诸葛亮罢了。

决定考文科了,文科也要考数学哦。吸取1977年的教训,我就把复习的重点全部放在恶补数学上。后来数学我得了46分,也算是超水平发挥了。

一边教书,一边复习,是件很挠头的事。我带着语文课,还兼着班主任。校长是个刻板的人,每天早晨的晨读,班主任都必须到教室陪着学生。学校开会、学习,一次也不能少。过来人都知道,那时候,这些折磨人的活动是太多太多了,而且,很多活动是放在晚上。再忙,你也必须参加。

农村,到三月底就开始忙了。学校经常有各种支农活动,这个时候,班主任就必须带着学生一起去生产队参加各种支农活动。每个星期天,教师还要到各生产队去刷标语。当时,参加这些活动,真是恨得牙痒痒的!


那天下午放学以后,教师的各种活动也告一段落。我好不容易坐下来看点书。刚坐下不一会儿,就听外面有人喊话:各位老师,一个女生放学后没有回家,现在找不到人了,大家赶快分头去找!我想,反正也不是我们班的,没我什么事儿,就赖在办公室没出门。时间不久,老师们都回来了,说是学生已经回家了。校长也回来了,见到我,沉下脸就是一顿痛批,无非是不知道轻重缓急,人命关天之类。我被骂得狗血喷头,自知理亏,只能一声不吭。


作者(左)与同宿舍好友


没有办法,只有夜里的时间是我的。夜里,也有困难,那时的农村,虽然通了电,但停电是正常的。即使有电,也是一个星期只有两个晚上有电,有电也只有两小时。没有电,只能用煤油灯。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,煤油是计划供应的,农闲季节,每户一个月二两,农忙季节,半斤。不管是二两还是半斤,都用不了几天。没有办法,父亲私下去找拖拉机手,给他一点粮票,他就给我们几斤柴油。

柴油点灯,一是亮度不够,二是油烟大。亮度不够,只有把灯捻子尽量搞大。灯芯大的结果是油烟更大。每天早上起床,鼻孔里都是黑乎乎的。

父母看我每天复习到深夜,每天早上会给我蒸一个鸡蛋,补充营养。

生活中,有很多偶然,当然,也有人把它叫做命运。有一次,靠在床上看复习题,看累了,想换换脑子。正好床头有一本《毛选》四卷合订本,64开的那种,就随手拿过来翻翻,正好翻到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》,看了几行,居然觉得很有趣,就认真地看完了。等到考历史,一道20分的思考题几乎就是毛著的原文照搬,不由得感叹,天意啊!


乡下的考生,没有辅导老师,没有补习班,也没有辅导材料,甚至教科书也没有。

印象中,我们从小学到高中毕业,就没有见过历史书、地理书,当然也没有上过这两门课。小学倒是正儿八经学过语文课,初中高中都变成了政语课。数学前面已经说过,都是实用主义的内容。我仅有的复习资料就是姐姐带来的两本油印资料,和一本复习大纲。

复习的难度可想而知。好在,无知者无畏。不知道外面的考生怎样复习,也就免除了后来考场上的恐惧心理。

偶尔,会和学校里另外两位报考的同事在一起相互切磋一下,还有一位热心的老教师帮我们指点指点。

高考时间是7月20号到22号。中小学是7月15号放暑假,学生放假了,教师还有各种表格和学期总结,大概从17号开始我才有了两三天完整的复习时间。


有人说,为什么不请几天假,集中时间复习。对我们农家子弟而言,有个不晒太阳的工作不容易,请假复习,要是能考上,走掉,当然好,要是考不上呢,工作态度就成了问题。而且,那时候的农村学校,一个萝卜一个坑儿,一个学校又同时有几个人参加高考,你不上课了,谁来代班?请假的事,免开尊口!

考试设在隔壁公社的安丰镇上,离家三四十里地。19号的上午收拾好行李,下午,骑着自行车,带着行李就到了安丰轧花厂。

这个时节,棉花没有上市,轧花厂的仓库都是空的,又高又大的房间正好给我们做临时宿舍,也不要住宿费。记得,晚上的蚊子奇多,虽然我们都带了蚊帐,但是,那个年代,有好蚊帐的家庭不多,蚊帐上的破洞足以让蚊子畅通无阻。蚊虫叮咬,加上考试的压力,陌生场景的不适应,还有熟人之间临阵磨刀,说题目,对答案……夜里,真正能睡好觉的考生估计不多。

与同学游南京紫金山(前排右一为作者)


前面几门考试基本上都达到了原来预期的效果,数学虽然留白比较多,但也是在预先的构想之中。最后一个上午考语文。对于语文放在最后考,私心觉得比较满意。因为我自认为对语文比较有把握,这样,最后一门考完,有个好心情回家。


所谓人算不如天算,等拿到语文试卷一看,懵了。作文居然是缩写,3千字的文章缩写成800字。什么鬼缩写,闻所未闻,最拿手的,瞬间变成最棘手的。一下子,方寸大乱。


7月中旬,正是酷热天气。姐姐关心我,特意给我买了一瓶桔子粉冲茶喝,前两天没有舍得喝,现在,心烦意乱,频频举杯,水喝多了,就要上厕所。前面四门考试没有去一次厕所,语文考试居然去了三次厕所。幸亏那时候监考不那么较真,跟老师打个招呼,自己就可以去了。俗话说:“懒牛上场,尿屎全堂。”这回算是应在自己身上了。

监考老师也看出了弯弯绕——这次,我居然又是第一排最前面的位子。那时的高考,管理比现在学生的随堂考试还要松懈。我们那个小教室,考生的位子就是小学生上课的座位,一个挨着一个,前后很挤。做好的卷子不遮不掩,赤条条的就摆在那儿。我周围的几个考生,只要眼睛不近视,若看着我的卷子抄,考个本科也是十拿九稳的。因为在前排,监考老师几乎是一直陪着我考试,看我的试卷。前面几门,我考得比较顺利。到考语文了,他也觉察到我有问题了,频频安慰我:别急,别急,还早!

不急,哪能不急哦。不过,急也没有用,最后一门考试就在慌乱无序、不知所以然的状态下,交卷了。留下的,是一辈子的遗憾和笑谈。


到家歇了一天,第二天去姐姐家,告诉她考试的情况,顺便也放松一下心情。


姐姐让我估计考分,之前我没想过,姐问起来,我掂量着说,大概330到350吧!其实觉得360分没问题,350分留了点小余地。


不记得多久了,分数通知到了,我拿到信的时候,手不由得有点发抖,不知道那个信封装着一个什么样的结果!399.5分,居然。每一科,都超出了我的预期!


知道了自己的分数,然后填志愿,据说是吸取了1977年高考的教训。因为,多年不考试,大家对自己的学习和考试能力早已失去了判断标准,考前填志愿,多了很多盲目性,给录取工作带来了诸多麻烦。这样,1978年的填志愿就改在拿到了分数之后。

志愿也是要到公社去填。一大早,就骑着车到了公社文教办公室。

接待的同志一问我的姓名,立刻变得非常客气:啊呀,你那个分数太高啦,考得太好啦!随后,拿着一些表格说明书之类,把我带到机关食堂,说,这儿安静,你就一个人坐在这儿慢慢填吧。有什么问题,你就看说明,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填!

那个年代的我们,对外面世界的了解,见到世面的半径,不超过自行车一天行驶的路程;听到的,不超过高音喇叭介绍的内容,对大学,对高考录取,填什么志愿,报什么专业……两眼一抹黑!

没办法,刚才那位同志已经把话说到底了,想找人问都没办法问。其实,我估计他还是知道一点点,懂得一点点的,只不过事关一个人一辈子的前途,怕承担责任,不愿意多事罢了。


“填报高考志愿须知”上说得明明白白,350分以上的考生,必须要填5个重点大学。于是,在参考材料上先找出5所学校,记得是南京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山东大学、复旦大学,第五所就记不确切了。


填南京大学,不仅仅因为她是江苏的学校,更重要的,是我曾经是她的学生——函授生。1974年,批林批孔运动甚嚣尘上,之后,又是“评水浒,批宋江”。大概为了紧跟形势,南京大学历史系就在我们县搞了一个函授教育。那一次,我在水利工地上,正是一身臭汗,饥肠辘辘的时候,大队工程员笑咪咪地找到我说:明天上午到三仓中学去开会!具体内容他也不知道。

第二天,从工地直接去了三仓中学,一打听,是“南京大学历史系”的函授教学,喜出望外。两个公社的五六十个人挤在一个教室,满满当当。


第一位讲课的是孙述圻老师。孙老师个头不高,白白净净,一副斯文气。到南大以后知道,孙老师是研究“六朝思想史”的专家,后来,专门给来南大的留学生讲课。一开口,不疾不徐,抑扬顿挫,妙语连珠,文采飞扬!那一次,算是长见识了,大学教授真是太厉害了,从此,对南大,对南大历史系有了一份向往。


这一次,几门考试中,历史分数又是最高的,于是南大历史系成为“第一志愿”中的第一志愿。其实,天地良心,心中第一想去的是中文系。怎奈,语文临场发挥一塌糊涂,只考了83分半,在四门文科成绩中是垫底的。而且,伤自尊的是,我们附近一个学校的代课教师唐足成,总分300分出头,语文居然是90分。我想,这么少的总分,语文居然这么高,可见,语文题不算难,城市考生们的高分不知道有多少。于是,求稳起见,只好把报中文系的雄心收起。等到了学校才知道,南大中文系语文成绩的单科录取线是75分,我这个分数上中文系是绰绰有余。

第二志愿是北大,然后是山大,复旦……

这个顺序后来成为同学和朋友们多年的笑料。

志愿填好之后的日子,是轻松而惬意的。天上的云朵,从来没有这么飘逸浪漫,树上的鸟儿,从来没有这么多情动听,路上遇到的每一个熟人,都笑得一朵花儿似的……

可惜,好日子不长。

陆陆续续,有考生收到了录取通知书。


周围的人们比我自己还关心录取情况:“有没有接到通知书啊?”“哪一天走啊?”“考上那个学校啦?”开始,还能笑对,编出各种理由应付过去。后来,自己也怀疑,哪个环节出了问题?卡住了,没戏了?


没办法,只能尽量呆在家里不出门。万一要出门,也是避开大家出门的高峰期,然后,找荒凉偏僻的小路,哪怕多绕好远。


到了10月初,我所知道的参加体检的,填了志愿的,所有的人都走了,甚至本县的师范生,也都去报到了。没有走的,也知道了自己的结局。

周围的人也已经不再关心、不再询问我的结果了。

那一份煎熬,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。有时候就想,不录取就不录取吧,好歹有个通知啊,死个明白行不行?不行!那时候,能够安慰自己的就是:死了这份心吧!!!

在后来的一个星期天,我跟社员们一起挖条沟。下午两三点的光景,就听到远处似乎有人在喊我,抬头一看,就见生产队会计骑着自行车朝我飞驰而来,一边走一边喊:“你的通知书到了,南京大学的通知书到了……”

一位同学说,他当年也是在劳动的时候拿到通知书的。通知书一到手,随即把手中的扁担抡圆了,扔得无影无踪。而我竟然丝毫没有人家那样的兴奋,没有想象中的激动人心,似乎是在听别人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。——是一种怎样的压抑将我彼时彼刻变得那样的麻木?


我平静地把铁锹和泥担托付给邻居带回去,坐着会计的自行车,随他一起到生产队办公室办理迁移户口的证明,称了100多斤粮食,准备到粮管所去卖——卖掉生产队的口粮以后,才能转成城市食品的定量供应。

两天以后,告别了年迈的双亲,妹妹和一位邻居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到30多里外的安丰汽车站,登上了开往南京的长途汽车。


神奇的大学梦想,至此才算真的做成了。


作者(右一)与元史大家韩儒林先生合影

  
arcadia   洛杉矶
2020年4月29日改定


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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